智慧治理智库负责人强调“既不依附东方，也不依附西方”的原则，并表示，伊朗不应依赖中国或任何其他外国大国，而应在维护国家独立的前提下，利用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和技术资源推动国家发展。 纵观历史，伊朗人民始终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反对外来支配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们不允许国家处于外国势力的控制之下，并将任何外来干涉视为对国家悠久尊严的冒犯。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既不依附东方，也不依附西方”的口号使这种独立精神得到进一步彰显，表明伊朗拒绝以任何形式和名义接受依附。 当然，这种立场从来不意味着放弃利用广泛的国际资源。只要坚持平衡原则并维护基本立场，国际合作始终是受到欢迎的。然而，如今似乎有一些人试图让这一方向偏离平衡轨道。 为此，我们采访了智慧治理智库负责人塔赫·侯赛因·马达尼。 问：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智慧治理智库及其主要工作领域。 马达尼：智慧治理智库（Smart Governance Think Tank – IRSGT）成立至今约五年，旨在加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科学讨论。在此期间，我们开展了宏观经济和政治研究，提出改善治理体系的可操作方案，丰富学术研究和公共讨论，并为政府机构及私营部门提供咨询服务。 我们的核心方向是推动治理模式从电子政务、数字治理逐步迈向最终的智慧治理。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汇聚了国内优秀的跨学科人才。此外，自伊朗历1405年年初以来，为进一步普及这一概念，我们还创办了《智慧治理新闻网站》（smartgovernance.info），其在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登记的许可证编号为101951。 问：智慧治理智库如何看待向东方发展关系这一问题？ 总体而言，智慧治理智库在宏观经济和政治研究以及提升治理体系的框架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我们明确认为，依赖东方，尤其是依赖中国，与依赖西方没有本质区别。对伊朗而言，这两种依赖同样不可取、同样有害。任何个人或团体如果借助当前的形势，为伊朗接受任何程度的东方依赖辩护，那么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都可能损害国家利益。 问：哪些团体和个人正在试图使依赖中国成为一种正常现象？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顾历史。在伊朗近现代史上，我们熟悉“亲英派”“亲俄派”“亲德派”和“亲美派”等称谓。这些人在卡扎尔王朝时期以及随后巴列维王朝时期，出于政治或经济利益，无条件支持英国、俄罗斯、德国和美国，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来谋取个人或集团利益。 伊斯兰革命之后，随着国家独立问题的重要性不断提高，这种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空间有所缩小。但这一现象并未完全消失，只是以较弱的形式和不同面貌继续存在于国内政治经济领域。如今，我们看到一些无条件支持中国的人出现，对他们可以使用“亲中派”这一称呼。 遗憾的是，一些曾经担任过国家重要行政和经济职务、甚至部长级职务的人，也在推动这种对华无条件倾斜的立场，并支持伊朗全面依赖中国。事实上，这些人怀有明确目的，却往往借助十分肤浅的分析，试图让这种观点在国内成为常态，并向决策机构灌输一种观念：在当前形势下，伊朗实现发展的唯一道路，就是无条件地将国家交给中国。 问：智慧治理智库对如何平衡对外关系、推动经济增长和正确利用国际资源，有什么建议？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既不依附东方，也不依附西方”的口号。这个口号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支配，并倡导实现完全独立。同时，它也说明，在维护国家独立的前提下，发展道路完全可以走得通。 换句话说，独立是发展的前提。因此，不能让国家依附于某个大国，然后又期待国家能够真正走上发展道路。在我们看来，依附与发展是两个方向相反、彼此矛盾的概念，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兼容。无论依赖东方还是西方，都不会自动带来发展。传播这种观点的个人和团体，实际上是在引导国家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 我们认为，发展应建立在生产效率、审慎决策、智慧、竞争力和有效管理的基础之上。把发展建立在依赖外国大国的基础上，例如向中国授予广泛特权、以低价向其出售石油、使交通运输通道依赖某一外国力量，或建立其他战略性依赖，不仅不能被视为发展导向的政策，而且十分有害和危险。这与让伊朗依赖美国并没有本质区别。 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也不会帮助伊朗发展，因此应该将中国排除在各个领域之外？ 当然不是。没有人反对中国能够为伊朗的发展作出贡献，也绝不能否认中国近年来提供的帮助。 今天，我们有充分理由严厉批评西方对伊朗的立场。多年来，西方冻结了伊朗资产，阻止部分商品、关键设备甚至药品进入伊朗，并对伊朗人民实施有组织的经济压力。最近，西方还发动并支持了针对伊朗的两场强加战争。这些行为显然具有敌对性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决策和行动。 但是，这些敌对立场是否足以成为某些人鼓吹依赖中国的理由？如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与中国保持贸易和经济往来。难道这些国家都放弃了自身独立，兴高采烈地投入东方的怀抱吗？ 我们批评那些主张依赖东方的人，核心依据是：对外关系必须维护国家独立。与东方或西方开展经济合作，只有在能够保障国家利益，乃至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利益时，才具有价值，而不是让国家走向依附和受支配。正如依赖西方不可接受，依赖东方同样不应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战略选择。 我们的批评正是基于这一点。遗憾的是，如今那些以异常热情和兴奋态度宣传无条件依赖中国的人，在过去担任职务期间，曾将伊朗市场变成销售低质量中国商品的场所，甚至将一个大型市场变成中国企业的试验场。 问：您所说的中国企业试验场具体指什么？ 遗憾的是，我们在汽车市场已经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一些刚刚开始生产某些车型的中国企业，将伊朗市场当作测试这些产品的试验场。当时，部分进口汽车所配备的安全设备或零部件不仅无法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而且在某些事故中还加重了人员伤亡。许多情况下，汽车安全气囊或制动系统无法正常工作，导致人员死亡或严重受伤。 一些企业在利用这些经验改进产品安全性能并获得丰厚经济利益之后，一旦进入新的市场，便迅速离开伊朗市场，使伊朗消费者在零部件供应和售后服务方面面临严重困难。 因此，在评估对外关系时，必须同时考虑机遇和挑战。我们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完全负面的国家，也不认为它完全积极；我们既不主张绝对排斥中国，也不主张依赖中国。事实是，在某些领域，中国曾与伊朗开展合作，而许多西方国家并不愿意进行类似合作。例如，在制裁环境下，一些中国企业帮助伊朗获得了西方企业拒绝提供的产品和技术。 在汽车领域也存在类似例子。由于制裁，部分西方企业不愿与伊朗合作，但一些中国企业，以及持有欧洲品牌股份的企业，为伊朗提供了获得部分相关产品的机会。在军事领域，中国也为伊朗国防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帮助。这些都是不应被忽视的事实。 因此，如何充分利用中国的巨大资源推动国家发展，是一个完全属于伊朗国内政策的问题。今天，中国凭借高质量产品和先进技术，已经占据欧洲乃至美国市场的重要份额。伊朗同样可以以这种务实态度，在不盲目崇拜、不无条件兴奋的情况下，向高质量中国产品和先进技术开放市场。 我们不能按照国内亲中派的主张，把伊朗变成低质量中国商品的销售市场，更不能把国家变成中国企业的试验场。 另一方面，在一些问题上，中国也曾采取与伊朗国家利益不一致的立场。例如，在涉及伊朗三座岛屿的某些声明和立场中，中国曾在由海湾阿拉伯国家主办的会议上发表不符合伊朗国家利益的观点。 如果我们能够妥善调整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就既能利用中国的资源推动发展，也能对这类立场提出批评和反对。否则，如果按照国内一些人的思路发展对华关系，我们可能最终不得不对这些立场保持沉默。 问：按照您的解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好的中国”和一个“坏的中国”，而选择哪一种模式取决于伊朗自身的独立立场。那么，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的中国”？ 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的中国”，同时抵制那些亲中派所推崇的“坏的中国”，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绝对信任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成为经济政策的基础。 经济关系必须建立在严谨的合同、强有力的履约保障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因此，伊朗应当像一位精明的商人，在自己的合作网络中努力争取最大利益。 按照这一原则，任何能够提供更优质商品、更适合的技术和更有利条件的国家，都可以成为伊朗的经济伙伴，前提是该国没有对伊朗采取敌对行为，而且双方合作必须建立在互利基础之上。 在这方面，可以谈谈与中国的“战略合作”。我们认为，长期和战略性合作本身可能具有积极意义，但其成功的条件是维护国家利益并防止任何形式的依赖。 如果按照亲中派和所谓“中国崇拜者”的设想，这种战略合作最终导致贫困加剧、国家决策能力下降或独立性受到限制，那么就必须坚决拒绝这种合作，并将其彻底抛弃。因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任何依赖某个权力集团的模式，都没有成为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有效途径。 总而言之，针对亲中派和所谓“中国崇拜者”，我们认为，经济政策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就是避免依赖单一贸易伙伴，或依赖有限的供应渠道来满足国家需求。 经济关系网络越多元，经济面对政治变化、国际危机和外部压力时的韧性就越强。因此，扩大目标市场、贸易通道以及战略性商品供应来源，应当成为经济规划的基本原则之一。...